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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間藝術的“本原化”
民間藝術與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盡管有藝術的成分,但更多的具有實用性。張道一在其《張道一文集》中指出民間藝術“是同廣大人民的生活關系最密切的,就其主流來說,多帶有實用性,既保持著本原文化的特點,又是本元的。雖然有一部分也帶有‘純藝術’的特點,但仍距其實用性分離不遠?!鼻疤K聯藝術理論家B•E•古謝夫在論述民間創(chuàng)作時也說:“民間創(chuàng)作同時既是藝術又不是藝術;其中,認識功能、審美功能和日常生活功能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而這種統(tǒng)一包含在形象—藝術的形式之中。”也就是說,民間藝術多與生活、實踐、勞動等密切相關,其審美功能尚未從其他功能中完全分離,自然的保持了原始功能的混合性。而所謂的“高雅”,是那些普通民眾難以企及的,從這一點來看,趙本山的藝術根本不可能高雅,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高雅了,他就不是趙本山了。
(二)民間藝術的低俗化
說到此處,得出民間藝術不應該高雅這一結論,因為它本就是游戲化,本元化的東西,失去這一特質,便失去其存在的意義了。那么,是那些批評趙本山的人錯了嗎?其實也不盡然,人們所批評的“低俗”問題,我們還沒有探究到關鍵,民間藝術中有很多低俗的東西,不單單趙本山的作品里有,為何趙本山卻成為眾矢之的,是因為趙本山藝術作品的受眾最廣,影響最大,低俗之作在一些“私域”環(huán)境下可以存在,消費者有選擇的權利,他們或基于休閑娛樂的目的選擇此種文化商品,或基于學習教育的目的選擇彼種文化商品,決不會被迫地去接受某種其不樂于接受的文化商品。但這些本屬“私域”存在的作品,不應不分場合,不分環(huán)境,而且不受約束,這無疑是對文明與文化的對抗。趙本山旗下弟子所演繹的部分二人傳作品,已經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二人轉,是其迎合觀眾,媚俗的表現。并不是說以前的二人轉就應該保持下去,一成不變,二人傳可以發(fā)展變化,但不應該向著一個不健康的方向走下去。逗笑取樂不是一味的耍彪搞怪,或者說耍彪搞怪不能成為二人轉的唯一追求或唯一內容。
二、“低俗”與“高雅”之辯
“低俗”的藝術固然不好,高雅藝術也不是能被所有人所接受。如果說高雅藝術好,為什么許多高雅藝術受到受眾的冷落。原因就在于它們疏遠了受眾,它們對受眾的文化消費心理特質缺乏了解。它們的敘事方式遠離了這些受眾的生活,在審美趣味上與大眾審美取向之間距離越來越遠。在審美上疏遠受眾,結果就將自己束之高閣。趙本山只所以會成功就是因為他的定位成功。他是根據大眾的文化消費心理進行受眾選擇。他的受眾范圍定位準確。他的服務對象就是普通的群眾。他的表演獲得了受眾的認可和贊同。他明白受眾喜歡什么,不喜歡什么。他的表演就是一種以受眾為主體的商業(yè)敘事模式。他獲得經濟上的利益更加上在藝術上的成功。可以說他是一個成功的會進行商業(yè)敘事的民間藝人。他是一個喜劇、小品演員,演二人轉出身,還組織拍攝了大量農村題材的影視作品,還是一個精明的商人。盡管也有人不喜歡他的表演和作品,但是他卻能被絕大多數的普通大眾喜歡,同時他賺足了錢袋子。他小品屢次被評為最受觀眾喜愛的節(jié)目,他拍的影視作品又總能得到觀眾的熱捧。同樣是他,把東北二人轉這種民間戲曲形式拉上商業(yè)化敘事的道路上,東北三省的劉老根大舞臺把二人轉這種在東北三省的民間戲曲發(fā)揚光大。
安徽地區(qū)具有得天獨厚的人文環(huán)境和歷史,所以民間藝術在安徽的起源和發(fā)展較早,隨著時間的演變,民間藝術在歷史進程中逐漸發(fā)展和壯大,安徽傳統(tǒng)民間藝術的發(fā)展經歷了四個階段。首先,萌芽階段。早在原始社會時期,安徽的傳統(tǒng)民間藝術就已經有了萌芽,隨著社會制度的不斷變革,技術與社會的發(fā)展為民間藝術的發(fā)展提供了條件。在經過歷史長河的洗禮,安徽傳統(tǒng)民間藝術代代相傳,生生不息,形成了有安徽地域特色的民間藝術。其次,發(fā)展階段。從秦朝起始,直到唐代結束,這段時期安徽傳統(tǒng)民間藝術有了較好的發(fā)展,在唐代時期,民間藝術的發(fā)展一度出現了繁榮發(fā)展的局面。再次,興盛階段。在北宋時期,出現了利于商品交換的紙幣,從而促進了商業(yè)發(fā)展的繁榮,而安徽傳統(tǒng)民間藝術的發(fā)展達到興盛階段,許多安徽地區(qū)的人們,為謀生計會發(fā)揮自身的才能和技能,制作工藝品等,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經濟的進步和民間藝術的發(fā)展。最后,壓力時期。安徽傳統(tǒng)民間藝術經過歲月的洗禮和無數次的融合與發(fā)展,傳承至今,面臨過巨大的考驗和挑戰(zhàn)。需要人們對傳統(tǒng)文化進行深入的挖掘和整合,以促使傳統(tǒng)文化能夠迅速提升,以新的精神面貌面臨現階段的挑戰(zhàn)。
二、傳統(tǒng)民間藝術的藝術再現
傳統(tǒng)民間藝術經過不同時期的考驗和挑戰(zhàn),以頑強的生命力展現在世人面前,其藝術的再現具有四點特征。首先,具有歷史傳統(tǒng)性。安徽傳統(tǒng)民間藝術發(fā)展至今,雖然融入了一些現代色彩,但是仍然是以傳統(tǒng)文化為基礎的。其次,具有生活娛樂性。安徽傳統(tǒng)民間藝術主要來源于生活實際,因此,民間藝術更彰顯生活的特色。此外,民間藝術的創(chuàng)作體現出創(chuàng)作藝人的情感。再次,具有多樣性。安徽地區(qū)的各地各縣的多種多樣藝術門類都不斷融合,使安徽地區(qū)的民間藝術形式具有多樣化。最后,具有獨特性。隨著安徽地區(qū)傳統(tǒng)民間藝術的不斷發(fā)展,徽式特征更加凸顯。
民間藝術滲透到了文人畫中,這是不能夠否認的,從版畫等繪畫的形式具有屬于自己獨特魅力,在文人畫中,起到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和民間藝人的合作中,將風格和民間審美結合在一起,將帶有木版韻味的話譜開始流行,促使文人畫家也受到了繪畫的影響,開始與民間藝術結合。在明清木刻版畫中,文人畫十分具有藝術魅力,其影響最大的是民間藝術的刻板畫、瓷器繪畫等。伴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fā)展,市民階級不斷進步,所以,小說等俗文學開始出現,在明代中晚期的江南一帶,印刻十分興盛,戲曲小說連官府都在大量的進行印刻。由于大量的插圖類書籍開始進入,所以很多商人開始請文人畫家進行插圖創(chuàng)作,陳老蓮、蕭云從等人十分出名。老蓮曾經創(chuàng)作的《水滸葉子》等插圖是當時最流行的作品,這也是典型的文人畫家和民間刻工一起完成的藝術作品,是中國版畫史上的寶貴財富。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的優(yōu)秀作品,如《九歌》等。
二、文人畫藝術與民間藝術的互滲性
民間藝術的基礎性和“母體性”都十分重要,在中國藝術的發(fā)展過程中,民間藝術和文人畫藝術的交流影響方向,主要是在明清時代,是其文人畫家和民間文化的融合,在色彩等運用上更加的突出只有,對于民間藝術中色彩的吸收十分明顯。直接將清末上海畫派各大畫家色彩濃厚的風格表達出來,甚至還汲取了西方的畫風,采用了鮮明的紅和率綠對比;做到了畫面感很強。其實所有的藝術之間都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文人畫家在民間藝術中汲取優(yōu)點,促使文人畫走向了一個全新的局面。其實民間藝術也收到了文人畫藝術的影響很深,我將其總結為如下幾個方面:
1.在明清時期中
能夠看到與之前構造具有差異性的青花瓷繪作品,其中都汲取了民間藝術,最具有代表的就是龍鳳花草圖案,其采用的題材是以山水、花鳥、人物,通過瓷繪的創(chuàng)作出來,將筆墨的效果和趣味表達得淋漓盡致,將文人的藝術氣息和民間藝術味道都包含了,是將兩種形式結合在一起的畫風。
2.我國古代的雕版印刷術的產生衍生了民間木板畫
特別是到了明清末代的時候,是這種藝術形式發(fā)展的巔峰,獲得了大量勞動人民的喜歡,所以當時的畫作坊遍布全國。里面有很多的作品還是出自于文人畫藝術的影響,有的還是文人畫家親自操作,將“雅化”帶到民間木板年畫中。例如天津楊柳青、蘇州桃花塢年畫風格與山東濰坊、河南朱仙鎮(zhèn)、河北武強的木板年畫,其畫風突出,采用了強烈的色彩對比,但是去細致。
3.在明清時代中
有許多的文人都是屬于沒落了,導致民間出現了大量的文人畫家,將民間藝術和文人畫藝術結合在了一起,獲得了好的溝通和交流的機會,將民間畫師的表現手法帶到了文人畫藝術中,所以導致文化畫家還是變了風格。例如仇英、華巖、黃慎、任伯年等都是這種轉化形態(tài)的代表人物。
三、結語
東北方言直接反應東北地區(qū)的風土人情,歷史發(fā)展及社會變遷和人們自身的不斷變化發(fā)展,是最具有親和力和表現力的語言。東北方言無論是表達情意還是敘事說理,都較少使用靜態(tài)、抽象的詞語;多使用生活中具體的、形象的詞語來表達,是由靜態(tài)轉化為動態(tài)的語言。由抽象的語言轉化為生動形象的語言,不僅語義明朗,表現力感染力極強,更帶有豐厚的感彩。如,東北人愛老虎,東北話中含有“虎”字的詞匯也多。他們通常形容一個人“虎”說明具有勇敢又魯莽的個性,之后又被引申成為形容人不夠精明。但東北人不喜歡熊,因此將欺負人叫做“熊人”,貶低人樣貌或人品叫做“熊樣”。東北方言既與普通話有相似之處,但又有其靈活多樣的特點。例如,東北方言中語綴詞很多,大部分語綴詞字面都沒有實際意義,但與詞根搭配起來就有了特殊的意義或發(fā)揮了加重語氣的作用。例如胡啦巴涂,眼淚巴扎,傻了吧唧,瘦了吧唧等。還有一種情況與這類相似卻又有它自己的特點,如“花里胡哨”形容穿著五顏六色,花俏卻不協(xié)調或說明事情花樣多卻不務實。“血赤呼啦”說明傷口鮮血直流,非常血腥。
二、東北方言的表現形式
巴赫金的狂歡詩學使我們了解到,方言可以成為一條尋繹主體身份的線索從而構成多重主題的對話;同時能夠將流失的廣場文化融入到影像的藝術規(guī)范當中使人們獲得久違的語言狂歡。這種語言狂歡在某些藝術形式上表現特別突出,將某些方言變現的更加具有魅力與特色。東北二人轉又叫做小秧歌,蹦蹦戲。它根植于民間鄉(xiāng)土文化,是東北民間的一門說唱藝術;人們邊唱邊說,載歌載舞。二人轉既不完全是戲曲,也不是完整的歌舞,更不是完全的小品。它是東北民間藝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形式,是一種民間的說唱藝術。說與唱都是二人轉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語言在二人轉中的地位尤其突出,而東北方言的使用不僅使二人轉更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又將二人轉人物的性格表現的更加鮮明,說口更具有幽默感、詼諧感。東北方言作為民間口頭語言,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更是一種異形的藝術。在普通話交流過程中夾雜著方言,使人在交流時更感到新鮮、親切。而東北二人轉并不是完全將東北話與普通話進行簡單的相加。而是將其化入關東人的性格當中,成為表達思想、表現鮮明人物性格的外衣,寓鮮明的個性于繪聲繪色,聲情并茂之中。使觀眾聽完后有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之感。但由于民間藝人的文化差異,藝人們往往融入通俗易懂的土語將難懂的詞匯進行更改并在更加寬廣的語境當中傳播開來,成為可觀可聽可懂的語言世界。而東北二人轉中讓人熟悉的方言與土話更好地給其注入的鮮活的生命力,更給東北人一種語境的回歸感。二人轉東北味十足的通俗唱腔時任何文化層次,任何地域的人都能聽得懂,想得明白的,更使人們覺得東北人民親切如自家人,東北話如家常嘮嗑所用的語言。
三、東北方言的發(fā)展趨勢
在對復制技術和新興文化充分肯定的基礎上,我們來進一步分析農民畫的現狀和發(fā)展。博里鎮(zhèn)地處淮安市楚州區(qū),自1980年10月博里農民畫創(chuàng)作組成立以來,全鎮(zhèn)先后培養(yǎng)了115名農民畫師,20多人成為全省、全國的美協(xié)會員。博里農民畫家群體創(chuàng)作了10000多幅作品,其中1200余幅先后參加了國內、國際畫展,江蘇美術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博里農民畫集》。雖然博里農民畫作者群體長期以來創(chuàng)作了大量民間繪畫作品,并且受到了體制的充分肯定,然而他們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報酬。許多作品雖然獲得了各類大獎,走出了國門,走進明信片、電話磁卡、畫冊,但是在計劃經濟和意識形態(tài)高度統(tǒng)一的時代,幾乎都是被政府和有關部門無償“使用”,僅僅給予官方的榮譽或者象征性的獎金。1991年文化部命名博里為“中國現代民間繪畫畫鄉(xiāng)”,也沒有給任何資金和體制支持,只是掛一塊牌子而已。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劇,大量農民離開了土地,進城謀生。大部分畫家因為創(chuàng)作沒有報酬,只好出去打工,離開了土地和鄉(xiāng)土生活,也就沒有了創(chuàng)作源泉。再加上同一地區(qū)手工作坊林立并低價傾銷,惡意競爭,賣畫幾乎無利可圖。種種因素造成博里農民畫家隊伍日漸萎縮,2003年前后,農民畫師從原來的上百人減少到區(qū)區(qū)幾個人,幾乎到了瀕臨滅絕的境地。農民畫最初的組織者、當時的博里鎮(zhèn)文化站站長朱震國總結道,由于資金和體制原因,一度輝煌的博里農民畫,前幾年轉入低潮。老骨干外出打工,而年輕人壓根不愿畫,不要說發(fā)展,能否傳承都成了問題。由于博里農民畫作品經常被各級政府部門用作政務、商務活動的禮品,當幾乎無人從事繪畫時,這種情況終于引起了當地政府的注意,博里農民畫畢竟是當地比較打得響的文化資源和品牌。在當時流行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的思路指導下,當地政府采取了“與集團掛靠,與市場對接”的做法,運用市場化手段,將博里農民畫作為一項文化產業(yè)來發(fā)展。博里鎮(zhèn)通過招商引資活動,引進了擁有億元資產的民辦教育實體———翔宇教育集團,前來投資開發(fā)。2003年6月,淮安市楚州區(qū)博里鎮(zhèn)政府與投資方翔宇教育集團簽約,與政府共同建立“中國博里農民畫院”和“中國博里現代民間畫藝館”,計劃建造一座面積1500平方米的場館,作為博里農民畫創(chuàng)作、研究、展覽的場所。據介紹,這種“與集團掛靠,與市場對接”的思路,在文化部命名的全國67個畫鄉(xiāng)中,博里還是首開先河。投資方將通過產業(yè)化發(fā)展模式,有償引進農民畫師,有償使用收集作品,承諾將有計劃地培育農民畫創(chuàng)作隊伍,同時以農民畫為基礎開發(fā)系列民間美術工藝品、刺繡和各類服飾產品,多渠道地展現博里農民畫的鄉(xiāng)土風情和文化魅力。場館竣工后,掛上了“中國博里農民畫院”和“中國博里現代民間畫藝館”兩塊牌子。先后有幾十位農民畫師簽約駐院,現在常年投入創(chuàng)作的有30多人。在資本的推動和保證下,越來越多的農民畫作者又重新拿起因為謀生而生疏了的畫筆。與過去不同的是,他們不再是一家一戶式的單打獨斗,而是像文化館的創(chuàng)作者一樣在這里集體交流、構思,有專人輔導,有專門的創(chuàng)作主題,有政府籌辦展覽、出版、研討會等事項。現任畫院副院長潘宇,原先是地道的農民,成為簽約畫師后一直保持優(yōu)質高產,在全國和省里拿了多個大獎,被破格錄用為博里鎮(zhèn)文化站站長。成為“公家人”,有體制的保證,這是農民一輩子最大的愿望。投資方翔宇教育集團表示,投資建畫藝館,成立農民畫院,目的是用市場手段對傳統(tǒng)工藝進行搶救性發(fā)掘和拓展。集團將借鑒國內外文化產業(yè)的多元發(fā)展樣式,謀求以商養(yǎng)畫,以商養(yǎng)文,支持博里農民畫的發(fā)展與壯大,服務地方文化事業(yè)與農民畫師。博里農民畫既是原創(chuàng)性的,又是純手工制作,價格較高,主要面向海外市場,每年有500幅博里農民畫在國外的畫廊里展銷。集團旗下的農民畫公司負責具體策劃、操作,開發(fā)了三個系列八種衍生產品,作為旅游商品在當地有一定的市場。在產業(yè)化扶持、走向市場的同時,政府也在各個方面予以了支持。2006年,在南京舉辦第六屆中國藝術節(jié)期間,江蘇省文化廳和有關部門牽頭舉辦了“博里農民畫展覽”,以政府行為引發(fā)媒體和社會的關注。同年9月舉辦了“2006中國南京世界歷史文化名城博覽會”系列活動,其中的南京文化產業(yè)交易會是南京歷史上首次舉辦的文化產業(yè)交易會。在交易會設立的淮安展區(qū),市政府把博里農民畫當作文化品牌。2010年,省委宣傳部把博里農民畫列入全省重點發(fā)展的特色文化項目,2011年撥出8萬元專款予以扶持?;窗彩?、楚州區(qū)兩級政府也將其列入重點扶持和發(fā)展的特色文化項目,給予人力、財力、物力的投入和幫助。總起來看,投資方采用的這種產業(yè)化發(fā)展模式,有償引進農民畫師和使用收集作品,有目的地進行精品創(chuàng)作,或者瞄準市場需求,或者圍繞主旋律,借助市場策劃運作或者政府之手,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目前情況下,生存狀態(tài)良好,但還有進一步發(fā)展的空間。
二、體制與市場之間的張力與博里
農民畫的發(fā)展之路類似的情況,在全國其它農民畫鄉(xiāng)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比如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上海金山實行“樹畫先樹人”,率先引進畫師評定制度,有專門的經紀人負責銷售,在市場價值與藝術價值之間形成一定的平衡。河南民權縣王公莊村把手工繪制的年畫變成木版印刷,作品直接定位為商品畫,由農民畫商通過畫廊進行市場化運作,以“工筆虎”作為主打產品,全村每年賣畫的收入大約在200多萬元。四川綦江成立了版畫院、版畫協(xié)會和版畫公司。版畫協(xié)會以民間的形式,負責農民版畫作者的交流、輔導。版畫公司則是國有單位性質,主要負責定期收集農民版畫作品、推廣和對外銷售。但購買綦江版畫的主要消費群體還是當地各級政府部門,市場化程度仍然有限。吉林東豐對農民畫作者進行考核評級,分初級、中級和高級,根據不同級別,對作品訂立不同的價格。采取以畫養(yǎng)畫的方法,根據市場賣點,批量復制商品畫。這種產供銷一體的農民畫產業(yè)化已經形成了相當規(guī)模,現在成了農民畫中的銷售老大。市場經濟對農民畫的發(fā)展影響是巨大的。從宏觀上看,農民畫作為一種現代民間藝術,既深受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強大影響,又有濃烈的地方民間色彩,成為外國人想象鄉(xiāng)土中國、解讀當下中國的又一種載體,所以受到了熱烈追捧,每年出口創(chuàng)匯幾十億元人民幣。在短短的幾年內,市場的認知度和接受程度以驚人的速度飛快發(fā)展,農民畫產業(yè)已經成為藝術品出口創(chuàng)匯的一支重要力量躋身國內藝術品行業(yè),出口量以每年15%到20%的幅度遞增。除了市場因素之外,官方的影響也是巨大的。2005年9月,以“傳承民族文化,展示中華藝術瑰寶,發(fā)掘農村藝術人才,繁榮農村文化,促進民間藝術交流”為宗旨的第二屆中國農民書畫展啟動,由農民日報社與北京博陵文化發(fā)展有限公司共同舉辦,國內20多家報刊和70余家網站對此進行了報道。在展覽期間還舉行了中國農民畫產業(yè)化研討會,目的是促進中國農民畫藝術形成產業(y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郎紹君、劉驍純、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副院長盧新華等19位著名美術評論家、畫家出任書畫展評委,香港鳳凰衛(wèi)視全程跟蹤報道。2006年,上海市楓涇鎮(zhèn)政府建成了金山農民畫村。2007年10月,第三屆中國農民畫藝術節(jié)在浙江省嘉興市秀洲區(qū)舉行,以“今日中國新農村———中國百縣農民畫大展”為主題,展出全國103個畫鄉(xiāng)的401幅現代民間繪畫精品,集中展現了近兩年來全國現代民間繪畫發(fā)展的新成果。同年11月16日,中國農民畫高峰論壇在上海市金山農民畫村舉行。
三、總結